下午接了一个同学的电话。他来电问一件关于出版的事情，本来同学联络是件挺高兴的事儿，结果以争论告终。
他来电话时，恰好我去其他部门办事，不在座位上。回来后，发现手机上有一陌生号码来电，即刻回复过去，问是哪位找我。电话里的声音极为不清楚，时断时续，听了半天才听出是他的名字。搞不懂，座机电话的效果怎么会这么差。
“噢…… 找我啥事儿？”由于是同学，我就没客套，直接奔主题。
电话里，那个同学支支吾吾地问：“我有个事儿，想看你能不能帮上忙。”
“啥事儿，说来。”
“我有个朋友，想买个书号，想问问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“呃……我们这里不卖书号的。别的社可能有，但是我这里出书得走正规程序，报选题、开会讨论等一系列。”我答。
对方略有迟疑，“那要是在你那儿出版呢？”
“什么题材的？准备印多少？四色的，哦，就是彩色的？”我接着问。
他接着支吾，“就是我那个朋友在一个展会上拍摄的图片，想做本书出版。大概也就几百册，彩色的吧。”
“噢，几百册，那应该用数码印刷的，走按需出版吧。传统印刷起印得过千册的，要不然不值当。要是彩色的话，就贵多了。具体价格得看具体情况了，不好估计。”我答。其实，那一刻，我脑袋里首先闪出来的想法是：这书的版权问题如何解决。
“数码印刷不是正规出版物吧？他好像要正规出版的。”他问。
我答，“不是的。数码印刷只是印刷方式的区别，跟出版物性质没关系。要是走数码印刷的话，属于按需出版的范围，可以一本一本单印的。估价就更不好估计了，得看按需那边怎么定的。”
“那要是他自己找印厂印刷呢？”他问。
“那可不行。按照正常程序，我们这儿印刷流程必须由社里开委印单给印厂，作者不能拿了书号就挂着我们的名字出去印书的。”我答。
我接着问，“这本画册计划做多大开本？多少页？想用什么纸？”
“你就给我一个报价就行了，咋这么麻烦。”他有些不耐烦。
“不是呀！你得告诉我具体要求，我才能给你报价呐。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实在是没法说出来。”我答。“还有，排版设计谁来做？排版设计的价格变化更大，更加没法估计了。”
“排版设计都他自己搞定。你就告诉我出一本书得多少钱就行了。”他说。
“噢，这样。那我没法报价的。”我答。
“就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价格吗？你看看别的书的情况，给我一个估计的，最高的和最低的。”他更加不耐烦了。
“我前面不是说了嘛，你得给我必要的信息项，我才能给你报价呐。你什么要求都不说，我实在是没法估计噢。”我答。心里本来还想说如今的纸价，尤其是铜版纸，价格一日三变，变数太大了。
对话说到这儿，都在正常范围内，没想到，接下来的话锋就陡变了。
电话里，他的语气已经十分不耐烦了，显得有些急躁，说出来的话就变了味道。“一看你就不是做咨询的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作风，一问三不知。哪像我们做咨询的，早就给客户解释得清清楚楚了。哪能问啥都不知道呢。”噢，忘了介绍，这个同学自己有个公司，做代理、咨询，好像还包括诉讼业务。
我在电话的这头儿，一听就觉得有些生气，更多的是觉得搞笑，随即答道：“你要是这么讲话的话，我们就没法沟通了。”“做咨询，你也得先知道对方的具体需求才能给出方案吧。我前面都说了你得告诉我什么什么，才能算价格。可是你什么信息项都没说，就让报价给你，我该怎样做呢？”心里还在想，“你还不如让对方直接来找我呢。”
他那里就已经开始用鼻子出气了，“这么个简单的事情，你说了半天，都没告诉我个具体。”
我这人有个毛病，遇到问题，大家争论可以，也可以保持不同观点，但是十分不喜欢动不动就摆出这样的嘴脸——“身份特征”，所谓“行政单位、公司”如何如何。这是所有制的区别，而不是法律性质的区别，更不是遇到具体问题、具体行为人解决方式和手段的区别。更何况是，所涉问题的目标表述并不明确，且拒绝明确。
“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的确是没法估价，你让我告诉你什么呀！”我开始觉得这个电话实在是无聊了，此番沟通指数为0。而且，语气也开始有些强硬了。
这个人一听我有些生气了，就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们不要在电话里争吵了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”
“那就这样吧。”挂掉电话！我颇有些郁闷。不知道他是真的说不清楚呢，还是压根只是想作为一个中间商从我处得到一些信息，然后去给所谓的朋友，实际上的咨询者去回复他的“咨询”业务，以赚取咨询费用。就当作是我用小人之心揣测他人的用意吧。
郁闷中，给另一个要好的同学死党打了个电话，发了一通牢骚。对方听到一半就说，“呃，哪有这样的就要人家给报价的。而且不涉及具体业务，谁没事儿就把自己这边的价格稀里哗啦都说给别人的。”
横，瞧瞧，人比人，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。
